——读朱熹《家训》
南宋中期，金、蒙南侵，赋税苛重，百姓怨声载道，民族危机深重，加之儒家衰弱，佛、道盛行，以及封建统治的腐朽，致使纲常破坏，礼教废弛，官场贪风日盛，道德沦丧，人们精神空虚，理想失落，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稳定国家秩序，加强家庭和社会的凝聚力，拯救社稷，拯救国家，朱熹以弘扬理学为己任，力主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内容的道德修养，去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重建价值理想、精神家园。朱熹《家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朱熹《家训》虽然成文于八百多年前，但其内容所放射的理性光芒，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文明和深厚文化底蕴。
倡导家庭亲睦
家庭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对每个人来说，家庭是人生的起点，也是休息和生活的港湾。上至社会名流，下至平民百姓，事业成功的背后，都离不开家庭的支持和帮助，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创造和睦的家庭生活，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人们追求的亘古不变的目标。朱熹《家训》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指南。
首先，朱熹《家训》要求父母对子女要“慈”、“教”。他认为“父之所贵者，慈也”。所谓“慈”，即父母要疼爱子女。大学之道在于止于至善，父母对子女的爱必须是至善的爱。但是父母对子女千万不可溺爱，溺爱是害。如果子孙不肖，对其放纵是不行的，所以朱熹指出：“子孙不可不教也”。特别是当代社会，由于是独生子女，父母乃至爷爷奶奶对孩子都视为掌上明珠，一味迁就，百般疼爱，养成了孩子唯我独尊、任性的性格，根本不讲长幼，不懂礼貌，什么事都由着他，犯了过错也不指教，在家庭里称为“老大”。这种性格的养成，对孩子成长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因此，父母在对子女倾注慈爱的同时，要加强对孩子的管教。人在孩幼时期，神情未定，可塑性大，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给予教育，教其懂得礼义，懂得如何做人的道理。
其次，朱熹《家训》要求子女对父母要“孝”。“子之所贵者，孝也。”所谓“孝”，是指子女要善待父母，父母在世，子女要奉养、尊重，父母死后要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朱熹强调的“孝”是真心实意的孝，是子女为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而真诚情愿地付出。父母辛辛苦苦将子女养大，在子女身上倾注无数无私的爱，而作为子女，一旦独立就应当主动承担赡养父母的任务，使其安度晚年，不仅在物质上关心父母，更应在精神上关心父母，在父母面前要保持和气、愉色与婉容，平常要多问寒问暖，问疾问安等。同时，子女要善其本身，不要让父母“讨气”，特别是要杜绝不孝的事情发生，如懒惰、赌博、斗殴等。
第三，朱熹《家训》要求夫妻关系要和睦。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核心与基石。“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夫和妇柔是夫妻相爱的关键。所谓“和”，即喜、怒、哀、乐表现出来时，不走极端，保持心平气和的理智。所谓“柔”，即柔顺温和。夫和妇柔，就会相亲相爱，夫妻出现矛盾就会很容易化解。
第四，朱熹《家训》强调兄弟之间要友爱。兄弟之间不能因为一些小事而反目成仇，骨肉相残，大动干戈。他指出“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所谓“友”，就是要友爱，互相帮助，患难与共。“恭”则是指尊敬、谦恭。“友”“恭”是兄弟姐妹之间团结的根基，如果连自己的同胞手足都不友爱、不团结，谈何友爱、团结其他人呢？
总之，朱熹《家训》从“慈、教、孝、友、恭、和、柔”诸方面对父子、兄弟、夫妻之间伦理道德关系做了重要论述，指出每个人在家庭中应尽的道德责任和相应的角色义务，构建了彼此关怀、相亲和睦的理想家庭图景。这些合理的思想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维护和巩固家庭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天，对我们每个家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倡导人际和谐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来看，人类所追求的是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它要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统一，这与朱熹《家训》所推崇的为人处事之道有着极为相似之处。
朱熹在文中特别强调，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要坚持从自己做起，从我做起，即要努力做到“慎勿谈人之短；切勿矜己之长”，在与人交往中，不要随便揭人的短处，背后说人家的坏话，伤害别人的感情，也不要因为自己有所长或工作有了成绩，就自我显耀而瞧不起别人，为人应当保持谦逊的本色，切不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当与人发生冲突时，解决矛盾的方法则是“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仇恨自己的人要用情谊来化解它，怨恨自己的人要用诚心去回报，用平静的心态、平和的方式去化解矛盾，切不可以仇报仇、以怨还怨，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和与人发生不愉快的事时，都要做到“随遇而安之”，不能为一点小事就记恨在心，争个你高我低，甚至出口伤人，拳脚相见。在与人交往上，要做到“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要学会理解和宽容，别人有小的过错要用宽容的态度对待之，别人有大的错误，也要做好思想工作，以理服人，用道理使他明白错误的地方，促其而改之。
朱熹在《家训》中还强调指出，“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侍奉师长应当有礼貌，对待朋友要讲信义，遇见长者，应当尊重，看见小孩，应当爱护。做到“处事无私仇，”“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人们无论贵贱贫富，年龄大小、高矮胖瘦，都要和谐相处。社会上的每个人如果都能这样做，那么就会建立一个和谐、文明、进步的社会。
倡导重德修身
倡导重德修身是朱熹《家训》的又一重要思想。他在《家训》中指出：“有德者虽年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从中可以看出朱熹对德的重视程度，这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以德为首”的教育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朱熹看来，重视道德修身就同“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不可不慎哉！”他还就如何重德修身提出了许多深含哲理的见解。他认为“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这句话是指对别人善恶行为所持的态度，对行恶的人要抑制，对行善的人要宣传表扬他。他还进一步指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其意思是指善事多么小也要积极而为，恶事多么小也不能为之。不要以为自己曾经做过善事而忽视小恶，就不拘小节。忽视小恶，让其存在和发展，就会变成大恶。不拘小节也会发展至变节；注意小节，细心修养，才能达到高风亮节。朱熹还认为，善心和恶念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心灵河流中，人之所以有善恶之别，只是各自内心所禀的气有清浊厚薄之分，内心禀清气厚者，为善的可能性大，禀清气薄者，为恶的可能性大。
朱熹还进一步指出修炼清气的要诀：“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诗书是指“圣贤”之书，如《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典籍。礼义是指“孝悌诚敬”，是说孝敬老人，诚实做人。他认为，读“圣书”才可以修德，识礼义才可以养气。人因读书而美丽，人因识礼而高雅。读书是文化教育，识礼是素质教育，读书识礼，二者不可偏废。
朱熹在《家训》中还指出：“勿损人而利己”、“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进一步阐述了做人的行为准则。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民为本，取利时决不能为个人利益而损害人民利益，也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违法损德，当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相冲突时，应当顺之人民利益。并在此基础上，朱熹进一步拓展了重德修身的外延，他指出：“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他认为，对有知识素养的人要敬重，对有困难的人要帮助，这些都是做人的本分。
朱熹的纯朴与善良
从《朱熹家训》中看出，朱熹是位纯朴善良的老人。他不仅在家庭亲睦、人际和谐、重德修身等方面为我们作了理论上的精辟论述，而且在行动上也为后人提供了精神指向。
朱熹对父母的孝，感人至深。他少年失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他四十岁时母亲不幸病故，为守孝道，他筑寒泉精舍（又名方谷书院）于墓旁，在此著书立说，讲学授徒，直到守墓追孝三年期满。
朱熹对妻子的情感可谓感人至深。就在他临终前还抱着病体，咬紧牙关，握笔为亡妻刘清四写下一篇表达他至死不忘夫妻情的《墓祭文》：“岁序流易，雨露既濡，念尔音容，永隔泉壤。一觞之 ，病不能亲，谅尔有知，尚识予意”。可见真情挚爱溢于文中。
朱熹在教育子女方面也留下许多佳话。朱熹长子朱塾顽皮贪玩，朱熹唯恐朱塾在家不得专意，耽误学业，便送他远离膝下千里从师，赴婺州金华县（今浙江金华市）拜吕祖谦为师。临别前，朱熹还写下《训子从学贴》交付朱塾，贴中从日常生活小事到具体待人接物无不悉数训诫。可谓爱而有教，慈而施爱。有一次，朱熹到女婿黄干家中，黄干在外任职，其女儿朱兑因家贫只能准备葱汤麦饭招待久而不见的老父，心中实感内疚。朱熹知道女儿的心思，笑着对女儿说：“我儿切莫介意，这菜肴不同一般，可称美味可口。”吃罢饭，朱熹走进书房，铺开宣纸，饱蘸浓墨，挥笔写下一首诗：“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女儿朱兑看过慈父这首诗，脸上顿露宽慰的笑容。后来这首诗成为黄氏家训，流芳于世。
朱熹在交友上，无论是志同道合的同仁，还是水火不相容的论敌，“举凡士子儒生、骚人墨客、羽士释子、田夫野老”，只要是有德者，都能视为知己。他的学生回忆说，朱熹“待野叟樵夫，如接宾客，略无分毫哇町。”他在任职浙东提举时官居五品，理学永康学派的陈亮仅为布衣，找上门来围绕“王霸义利”一辩便是十天，在后来十多年的岁月里，两人书信往来由论敌结为挚友。
朱熹一生淡泊名利，安守清贫，从不妄取不义之财。他一生生活不幸，幼年失父，中年丧偶，幼女夭折，胞妹早逝，晚年失子，生活相当贫困，其斋舍无以避风雨，赵汝愚悯其贫，欲为其盖房屋。他婉言谢绝曰：“此是私家斋舍，不当烦官司。”赵又怜其穷，愿从自己的俸禄中取一二周济之，也被朱熹连连辞谢。朱熹对他人惠赠的财物，于法有碍，一概以礼谢绝，然而与亲友的礼尚往来，却又慷慨相赠。吕祖谦妻故，陆游子亡，朱熹长期生活在农村，深知民众疾苦，从小心中就蕴藏着帮贫救困、忧世恤民的思想。
朱熹为官时间不多，总揽仕历，按到职实算，为官方逾七年（任同安县主簿三年、任江西南康军两年、任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九个月，任知漳州一年、任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抚使两月余、任焕章阁侍讲四十六天）。朱熹为官内每到一处，极度重视荒政，他重农桑，兴水利，正经界，轻赋敛，惩贪官，治豪强，真个是民间疾苦“一枝一叶总关情”。他于1171年创建的社仓，奏请朝廷颁行诸路州军，救助了无数灾民，被誉为“先儒经济盛迹”。如今，朱子社仓仍然完好安在，向人们昭示着纯朴善良的朱熹救荒恤民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