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学术界，有一个比较公认的提法，中国新儒家“三圣”——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梁先生是三人中活的时间最长，也是社会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他不仅在全国政协会上公开与毛泽东争执，而且是第一个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人称他是“最后一个儒家”，对此我并不赞成，因为他三教融通、中西贯通，不能只归属于某一家，他是真正的国学大师。遗憾的是我没能拜见过他，不过我的导师朱伯崑先生经常提起他，北京大学的学兄们常常说朱先生很像梁漱溟。

梁漱溟的眼力是惊人的，也是超人的！别的不说，就说对中医的看法，在民国时期那些国学大师眼里基本都是否定的、批判的，而梁先生对中医却情有独钟。这与他的孩子6岁时因腹水被西医治死多少有一点关系，但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想主要原因就是梁先生自己说的：“我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根本观念”的不同正是中西医学的区別所在。起初他颇感困惑的是：为什么中西医都是治病，其对象应是一个，但两者竟是无法可以沟通的？通过研究与思考，他终于发现，原因就在于看待人体生命的“根本观念”不同。

西医是身体观，中医是生命观。所谓“身体观”就是把人体看成是一个静态的、可分的物质实体，所谓“生命观”就是把人体看成一个动态的、不可分的“整个一体”。由此导致了两者根本方法的不同，西医是静的、科学的、数学化的、可分的方法；中医是动的、玄学的、正在运行中不可分的方法。

但西医无论如何解剖，其所看到的仍仅是生命活动剩下的痕迹，而非生命活动的本身；中医沿袭道家的方法从生命正在活动时就参加体验，故其所得者乃为生命之活体。

梁先生将这种不同概括为科学与玄学的不同。西医是走科学的路，中医是走玄学的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即在其站在静的地方去客观地观察，他没有宇宙实体，只能立于外面来观察现象，故一切皆化为静；最后将一切现象，都化为数学方式表示出来，科学即是一切数学化。”

科学但不一定真实，因为真实是动的不可分的，是整个一体的。在科学中恰没有此“动”，没有此“不可分”；所谓“动”“整个一体不可分”“通宇宙生命为一体”等，全是不能用眼向外看，用手向外摸，用耳向外听，乃至用心向外想所能得到的。

玄学恰是内求的，是“反”的，是收视返听，向内用力的。中国玄学是要人智慧不向外用，而返用之于自己生命，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道家与儒家都是用这种方法，其分别在于“儒家是用全副力量求能了解自己的心理，如所谓反省等；道家则是要求能了解自己的生理，其主要的工夫是静坐，静坐就是收视返听，不用眼看耳听外面”。

中西医学的“根本观念”来源于中西方不同的哲学本体论。西方唯物论、唯心论两大阵营是对立的，中国则是统一的，可称为“唯生论”。生命本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仅物心统一、身心统一，而且天人统一、物人统一。在我看来，统一生命的本体就是“气”，中医的“气本论”最接近宇宙的本质本体。唯物论、原子论已受到当代“弦论”的挑战。弦论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单元不是电子、光子、中微子和夸克之类的点状粒子，而是很小很小的线状的“弦”。弦的不同振动和运动就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基本粒子。我一直困扰于“气”的本质问题，或许弦论正是解开“气”秘密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