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多种落后的经济社会制度并存于民族地区。这种状况，不仅与我国即将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相适应，也严重地束缚了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废除民族压迫制度的同时，党和政府着力帮助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各民族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创造了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条件。
一、社会改革前民族地区的社会状况
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约有3560大体处于四种经济社会形态：（一）大约有3000万人口的地区，社会结构和汉族地区相同或基本相同。主要是回、壮、维吾尔、满、朝鲜、布依、白、土家等民族以及蒙古、苗等民族的大部分。其中，2000万（包括散居的600多万）人口的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1000万人口的地区，则刚刚摆脱封建领主制，处于地主经济不发达的阶段。（二）大约有400万人口的地区，保留着封建农奴制度。主要是藏、傣、哈尼等民族，分布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的迪庆、西双版纳、德宏地区。（三）大约有100万人口的地区保留着奴隶制，主要是分布在川滇交界的大小凉山的彝族（其他彝族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四）大约有70万人口的地区处在原始公社制度的末期，主要是滇西山区的独龙、怒、傈僳、景颇、佤、布朗，内蒙古东部的鄂伦春、鄂温克，以及海南岛五指山地区的部分黎族。（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说法。后来有学者研究指出，当时对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认识有拔高的现象。主要是认为，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和刚踏进封建社会的民族，他们之间的差别相当大，都划在了一起，就导致了与汉族发展水平相同和相近的少数民族人数增多。参见《新中国民族工作四十年》，5页，民族出版社，1989。）
同这些发展很不平衡的经济社会制度相适应，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非常复杂。内蒙古地区存在着由世袭封建王公统治的盟旗制度。西藏地区存在着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政制度。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存在着以黑彝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家支制度，各个互不隶属又各有固定统治区域的黑彝家支，实际上起着奴隶制政权的作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新疆和青海等一些民族地区，存在着千百户制度（藏族）、土司制度（傣族、彝族、土族等）、头人制度（藏族、哈萨克族）、山官制度（景颇族）、伯克制度（维吾尔族）等等。在这些制度的当权者中，有不少是历代封建王朝封授的世袭爵位，享有诸多特权，实行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的剥削压迫。
二、民族地区社会改革的基本方针
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民主改革，目的是要废除阶级剥削压迫制度，解放社会生产力，为少数民族的发展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改造，目的是要在民主改革之后，进一步通过互助合作、和平赎买等方式，对分散的个体农（牧）业、手工业及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逐步引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党和政府对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方针有两条，一是势在必行，二是慎重稳进。这是因为：
第一，当时民族地区存在的各种落后的经济社会制度，严重地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缓慢的社会根源。不进行改革，少数民族就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权利，不可能实现发展进步，更谈不上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因此，废除民族内部阶级剥削，改革社会制度，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周恩来同志明确指出：“我国各民族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少数民族地区都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制度，这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我们应该遵照宪法办事。”（《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327页，人民出版社，1984。）
第二，民族地区又有许多特殊性，特别是在一些刚刚解放的民族地区，情况更为复杂，社会改革必须十分慎重。1950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75页，人民出版社，1999。）同年10月，周恩来同志在欢迎各民族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对于各民族的内部改革，则按照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觉悟和志愿，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在欢迎各民族代表宴会上的致词》，《人民日报》，1950年9月30日。）慎重稳进，在具体实践中，就是“稳、宽、长”。即相对于汉族地区，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步子要更稳一些，政策要更宽一些，时间可以放得更长一些。
三、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
基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党和政府按照慎重稳进的方针，根据各民族各地区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步骤和具体政策。
（一）在与汉族地区社会发展基本相同的少数民族农业区，采取了和汉族地区土地改革大体相同的办法，发动群众，划分阶级，将地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没收后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但在具体过程中，又从实际出发采取了有别于一般汉族地区的特殊政策措施。比如，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考虑到蒙古族地主土地多，汉族地主土地少，蒙、汉分别分配土地不能满足农民需要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蒙、汉族农民统一分配土地，但蒙古族农民按平均多得一份的办法。这样，既解决了蒙、汉农民的土地问题，又加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
（二）对处于封建农奴制的地区，采取和平协商的方法。即通过和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反复协商，说报他们放弃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同时教育劳动人民对上层作某些必要的让步。在土地改革中，不进行面对面诉苦斗争，一般不动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在上层人士放弃对劳动人民剥削后，国家采取适当办法，保证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不致降低。比如，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主要是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没收其土地，但不没收他们的粮食、农具、房屋和其他财产；废除领主的封建特权，但没有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实践证明，和平协商方式是成功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通过和平改革，人民满意，土司、贵族也满意。（《毛泽东文集》，第七卷，7页，人民出版社，1999。）
（三）对处在奴隶制的凉山彝族地区，实行更温和的和平改革办法。主要是废除奴隶主的特权，分配他们多余的土地，征购他们多余的耕畜、农具、粮食和房屋，一般不算老账，不挖浮财，不退押金。具体过程中，视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凡是已参加工作的，仍坚持团结教育的方针，照常任职；对一部分生活有困难的，给予适当补助，在政治上仍然享有选举权；对守法和赞成改革的，宽大对待，并保护其过关；对那些顽强抵抗民主改革和参加武装叛乱的主要分子，则予以坚决打击。
（四）对保留着原始公社残余的民族地区，采取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办法。在这些地区，不搞没收分配土地和生产资料，不搞斗争，而是通过建立生产文化站（一种具有基层政权和社会服务职能的综合管理机构）的形式，逐步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团结教育上层人士，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实际困难，引导群众建立互助合作组织，发展集体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五）对少数民族牧区，实行“三不两利”政策。由于牲畜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加上畜牧业生产主要是依靠牲畜的自然繁殖，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容易遭受人为的破坏。针对这一特点，牧区的民主改革，主要是推行了内蒙古“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经验，即对牧主不进行激烈的斗争，不没收、不分配他们的牲畜，不划分阶级，只废除牧主、头人对自然资源和牧场的封建特权，实行牧场公有，自由放牧。对牧主经济，不像对待封建制度那样予以废除，而是允许这种雇佣劳动的经营方式存在，但要改变牧主剥削牧工的不合理的工资制度，既使牧工得到适当的工资，也使牧主有利可图，从而提高牧主和牧工的生产积极性。
（六）废除宗教中的封建特权和剥削制度。随着民族地区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对存在于宗教中的封建特权和剥削制度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在伊斯兰教方面，全国3万多座清真寺，绝大多数都占有数目不等的土地，土地改革时一般没有触动。在藏传佛教方面，民主改革前，内蒙古有1300多座庙，拥有很大的庙仓财产，占有大量的土地和牲畜，进行无偿劳役剥削，享有许多特权。在云南迪庆，寺庙既是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又是最大的高利贷主，甚至凭封建特权设法庭、监狱。在四川藏族地区，平均每4户农民就有1户欠寺庙的债，每年要服三四十天的无偿劳役。群众反映说，他们在1956年的民主改革中“只翻了半个身”，迫切要求改革宗教的封建特权。根据这种情况，1958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家民委：《关于当前伊斯兰教、喇嘛教工作问题的报告》，要求废除一切宗教的封建特权，废除喇嘛庙和清真寺的生臣产资料所有制和高利贷、无偿劳役等剥削制度。按照这个指示，各地开始陆续废除了宗教中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这项改革大体上于1960年完成。
四、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民族地区开展了对农牧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民主改革后，民族地区的农村经济，基本上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个体农民在分得土地以后，一方面在发展生产上表现了极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程度不同地存在缺乏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的困难，在发展生产、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抵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方面，也受到个体经济的种种限制，从而萌发了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愿望。针对这种情况，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和组织少数民族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1955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决定采取三个步骤：一是组织各种形式的互助组，在不改变个体经济所有制的条件下开展生产互助。二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办和推广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一般实行土地人股、统一经营，收益按土地和劳动力比例分配。三是在初级社的基础上试办和推广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土地、耕畜、大农具折价入社为集体所有，实行统一经营，按劳分配。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形式多样，有单一民族组成的，也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组成的；有单纯经营农业的，也有农牧业结合的。在处理土地和生产资料入社的过程中，充分照顾了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民族特点。比如，在贵州、广西，对布依、苗、侗等民族的“姑娘田”（少数民族习俗，指女儿婚前，父母分给一块田地，用来种植麻或蓝靛，置备嫁妆，俗称“姑娘田”。）就予以保留，没有入社。到1957年，除西藏以外，民族地区基本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二）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坚持“千条万条，发展牲畜第一条”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符合牧区实际的政策。1953年6月，中央民委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从5个方面总结了经验教训，肯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在牧区所贯彻“人畜两旺”等5项发展牧区畜牧业经济的方针和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等11项发展畜业经济的政策及保护培育草原等6项具体措施，并今后工作提出了意见。同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院188次政务会议批准了这一文件。1956年7月，共中央批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关于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明确指示：对畜牧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切实注意保护和发展畜牧业生产这个中心环节，工作步骤和方法必须建立在十分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同时，充分肯定了内蒙古自治区提出的“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稳步发展畜牧业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口号是恰当的。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个体牧民经济，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通过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把分散、游牧的经营方式逐步改造成为合作化的社会主义畜牧业经济。二是有计划地对牧主经济采取类似对城市资本家的赎买政策，主要以公私合营牧场的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畜牧业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如同对农业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是从组织各种形式的互助组开始，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逐步实行了牧业合作化。对牧主经济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就是在政治上继续团结他们，在经济上采用赎买政策，在生活上保证不降低原生活水平，在工作上给予适当安排。对大中牧主，一般举办公私合营牧场或加入国营农场；对较小的牧主，采取有条件的参加生产合作社。由于各地情况不同，牧主参加合营牧场的具体办法也有所不同。在内蒙古，对牧主参加合营牧场的牲畜给付定息，年利率掌握在2％～3％。在新疆，将牧主的牲畜折股入场，在一定时期内支付定息。到1958年底，除西藏外，大部分民族地区的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三）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成立前，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和其他一些民族地区，城乡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多者占99％，少者占70％以上，在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采取低息贷款、供应原料、包销产品、革新技术、加工订货等扶助政策，民族地区手工业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期，在坚持自愿、互利、民主管理的原则下，通过手工业合作社、供销生产合作社和供销生产小组等多种形式把手昔组织起来，经过典型示范、分批发展、不断整固，前进的步伐比较稳妥。1955年夏季以后，在大形势的影响下，改造步伐迈得过快，取得了明绩，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差。
（四）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成立民族地区私营工业数量少、规模小、设备简陋、落后，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商业。新疆私营工共只有390多家，绝大多数是手工业工场和小作有些民族地区也存在着官僚资本，进行垄断经营。国成立后，这些官僚资本被没收归全民所有，其小私营工商业则得到保护和发展。民族地区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全国一样，是通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采取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实现的。1956年，在全国各大城市掀起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影响下，民族地区的城镇同时进行了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广西，全部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宁夏、新疆、内蒙古，私营工商业全部或大部分实行了公私合营，其余一部分实行了合作化。对政治上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者还作了适当安排，如担任各级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少数私方人员还在地方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
五、西藏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旧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专政的农奴制社会，这是西藏民族贫穷落后的总根源。西藏必须进行民主改革，但究竟怎么改，则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重大问题。1956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对西藏民主改革的指示》，明确指出：“西藏的民主改革，必须是和平改革。”为此，中央要求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同各方面的领导人员协商好，取得他们的真正同意，而不是勉强的同意；二是把上层安排好，特别是对代表人物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要作出妥善安排。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27页，人民出版社，1999。）
但是，当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无视中央的教育、期望和广大农奴的强烈要求，采取各种手段反对改革，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1958年，他们在昌都、山南等地策动武装叛乱，甚至公开提出“********”、“反对改革”。1959年3月，又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在西藏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鉴于西藏情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适时提出，结合平叛斗争，进行民主改革。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地区暂时缓改；充分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叛乱和最反动的封建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农奴制度，完成民主改革。一场解放百万农奴的民主改革在西藏全面展开。
在西藏农村的民主改革中，对封建农奴主占有的生产资料采取分步骤解决的办法。首先，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接着，进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奴役），对未叛领主及其代理人实行“双减”（减租、减息）。1959年9月，制定和通过了《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宣布废除封建领主占有制。凡是参加叛乱的农奴主，耕地、房屋、耕畜、粮食和农具一律没收分给农民。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由政府作价赎买后分给农民。西藏地方政府的耕地全部分给农民，其债务、乌拉和差役一律废除。
西藏牧区的民主改革，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其基本任务是：平息叛乱，安定人心，建设人民政权，保护发展牲畜，逐步改善牧民生活。改革分两个步骤：首先，对叛乱领主的牲畜实行“谁放牧归谁所有”；其次，在“三反”的基础上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西藏牧区民主改革进行得比较顺利，保护了牲畜和畜牧业的发展。
西藏寺庙的民主改革，是在平叛过程中进行的。西藏寺庙占有全区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和大量牲畜，还占有大量农奴牧奴。他们利用宗教的名义进行剥削，劳役地租占去了农奴全年四分之三以上的劳动时间，实物地租一般占收获量的50％以上，甚至高达70％～80％。在民主改革中，根据“政治统一，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的原则，在各大寺庙开展了反叛乱、反封建特权、反剥削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实行了废除寺庙各种特权等“十项废除”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等“十项保护和不干涉”政策，并制定了《寺庙民主管理试行章程》。
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后，中央根据西藏的实际和特点，稳步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1961年4月，中央在《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五年内在西藏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改革搞彻底。（《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今后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根据这一指示，1961年2月，中共西藏工委制定了《关于农村中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农村26条）；1962年9月，中央又批复了西藏工委上报的《关于牧区当前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即牧区30条）。通过这一系列政策，社员所有制和牧主所有制。到1964年，全区建立2万多个农业互助组，入组农民占农业人口的90%左右，同时在牧区建立了几千个牧业互助组。同改革前的1958年相比，1965年粮食增长了88％，牲畜增长了54％，农牧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到1975完成了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76年，又完成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民族地区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彻底废除了阶级剥削制度，废除了封建特权，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得到了翻身解放，真正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解放了的农奴、奴隶以及其他贫苦农牧民，从此有了自己的土地、牲畜和其他财产，有了自己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事实证明，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伟大事业。
第四讲 进行民族识别，确认56个民族成分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是，我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各民族的族称是什么，对于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历朝历代都始终没有搞听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制定和实施民族政功各民族实现平等权利，组织力量对民族成分疾称进行辨别。这项工作，就是民族识别。经过努力，科学地理清了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构成，确认了56个民族成分。民族识别的顺利进行，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依据，打下了基础。
一、民族识别前的基本情况
1953年，新中国开展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各登记下来的民族名称，多达400余种。其中最多的是云南，有260多种；其次是贵州，有80多种。
当时之所以出现这种族别众多的复杂情况，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民族迁徙与融合，各民族之间既相对聚居又交错杂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民族名称和民族成分纷繁多样。二是由于在各民族之间和同一民族的内部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同的发展状况又往往和民族的不同自称和他称交织在一起，使民族族称情况显得更为复杂。三是由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歧视压迫制度，使许多少数民族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民族成分。国民党政府把少数民族看做是“国族”的宗支，不承认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和应有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原来不敢公开自己民族成分的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向当地政府上报自己的民族族称，要求承认为新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这400多个名称中，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自称或他称，有的是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分支的名称，有的是以居住地区的地名为族称，有的是不同的汉语译音，等等。这些，都需要一一甄别。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识别就被首先提上了民族工作的日程。主要任务有三：一是通过识别，认定某一民族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二是识别该族体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某一少数民族的一部分；三是确定这一族体的民族成分与族称。
二、民族识别的主要原则
民族识别，是一个涉及民族平等的重大现实问题。我国的民族识别，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本民族人民的意愿，逐一进行的。
斯大林在1913年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民族定义。他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二卷，294页，人民出版社，1953。）斯大林同时还提出了两个附加条件：第一，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范畴”，在资本主义以前是不可能有民族的；第二，民族的四个要素“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苏联根据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将其境内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弱小的人们共同体称为“部族”，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共同体称为“民族”。
我国的民族识别，既坚持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理论指导，又没有生搬硬套这个定义，而是从我国民族的实际出发。我国各民族在历史上发展很不平衡。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基本上都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其中大多数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有的还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奴隶制或农奴制，有的甚至还保留着原始公社的浓厚残余。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族才逐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如果照搬斯大林的定义，将一部分族体称为民族，而将另一部分族体称为部族，这不仅不符合我国民族的客观实际，而且在政治上有悖民族平等的原则，不利于民族团结。
1953年，中共中央在讨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时，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民族识别的总原则。他指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27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根据这一指示，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没有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共同体加以区分，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居住地域大小、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低，统统都称为民族，一律平等。这一科学决策，既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充分体现了理论创新的勇气。
在这个总原则的指导下，实际工作中主要依据两个具体原则开展民族识别：
一是依据民族特征。民族特征是识别民族的基本依据。任何一个人们共同体，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都形成了自身的特征。我国民族识别工作，从我国民族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了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个特征。在我国，有些人们共同体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分化或融合的现象，构成民族特征方面，呈现出不平衡性。在民族的诸特征中，显得比较突出的，有时是这个特征，有时是那个特征，有时又是另一个特征。因此，在民族识别过程中，不能孤立地看民族的每个具体特征，而应历史地把民族诸特征，包括分布地域、族称、历史渊源、语言、经济生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心理素质等，作为一个整体来全面地、综合地进行分析考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逐一谨慎地确定一个人们共同体的族属和族称。
以土家族识别为例。在历史上，生活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土家与苗、汉在外界社会看来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土家自称“毕兹卡”，而称苗族为“伯卡”，称汉族为“帕卡”。1949年，湖南永顺专区的田以苗族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但她认为自己是土家族，并提供大量而详实的原生态的土家文化实物。她提出的土家识别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之后，中央组织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展开调查。1953年9月，潘光旦教授撰写《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认为“土家不是瑶、苗、汉，而是历史悠悠的单一民族”。1956年5、6月间，中央又派调查组进行实地调查。1957年1月3日，中央统战部发出文件，正式确定土家为单一民族。
二是尊重民族意愿。民族意愿，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民族意识，是人们对于自己的族体究竟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究竟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某个少数民族的一部分的主观愿望的表现，也是对人们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反映。当然，这种意愿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而是建立在具备有一定的民族特征的科学依据基础上的，是民族特征的一种总的反映。因此，在民族识别中，应当尊重民族意愿，坚持“名从主人”的原则。
本着这个原则，新中国将过去强加于俄罗斯人并带有侮蔑性的称呼“归化族”改为俄罗斯族；将“卡佤族”改为佤族，将“僮族”改为壮族，将“崩龙族”改为德昂族，将“毛难族”改为毛南族。此外，海南岛的苗族，从语言、文化生活、风俗习惯诸特征看与瑶族相近，追溯其历史渊源，乃是400年前明代从广西十万大山迁来的瑶族。但在识别时，大部分群众刚领袖人物没有更改民族名称的要求，也不愿改成瑶族。根据这一情况，坚持名从主人，正式把他们确认为苗族。
民族识别在新中国民族工作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一些少数民族正是通过民族识别，了解并打心底拥护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一位瑶族干部就曾形象地说：旧中国，我们瑶族被称作“猺”，是“动物”；解放了，我们被称作“傜”，变成了“人”；民族识别后，我们被称作“瑶”，变成了“玉”。从“动物”到“人”再到“宝”，真正体现了新旧社会少数民族地位的不同。
三、民族识别的主要历程
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识别民族之多、调查范围之广、识别依据之科学，都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项工作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正式确认中国有56个民族，前后历时30多年。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中国成立到1954年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民族识别的主要工作是进行调查研究，并确定一批民族成分。1952年到1953年，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省广泛地对自报的民族进行实地调查。1953年，中央民委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分赴浙江、福建等省调查研究畲民识别问题。同年，在中央民委的领导下，由中央民族学院派出了达斡尔族别调查组分赴黑龙江、内蒙古达斡尔地区进行民族识别调查。1953年初，中共中南局和中南行政委员会委派中南民族学院的专家、学者到土家人聚居的湘西龙山、永顺、古丈、泸溪等县进行民族识别调查。同年9月，中央民委又组织一个包括中央民族学院专家、学者在内的土家识别调查组，深入调查了永顺、龙山、保靖等县土家人的语言、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情况。与此同时，在贵州开展了对“穿青人”民族成分的识别调查研究。
经过这一阶段的民族调查识别，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中自报的400多个民族名称中，除已经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苗、瑶、彝、朝鲜、满、黎、高山等民族外，经过识别和归并，又确认了壮、布衣、侗、白、哈萨克、哈尼、傣、傈僳、佤、东乡、纳西、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民族，共计38个少数民族。
1954年到1964年为第二阶段。在基本掌握各族体的族源、历史、现状与语言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民族识别，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中南的一些省份，尤其是云南省。
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有260多个不同民族名称亟需进行识别，其中少数属于识别其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而大量的则是属于确定其是否为单一民族或者是其他少数民族的一部分（支系）。比如，云南文山州曾有一部分自称“蔗园”的族体，要求确认为单一少数民族。经识别调查，认定这部分人不是少数民族，而是从其他地区迁入的汉族。在云南的民族识别中，主要是对彝族和壮族支系进行识别和归并。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支系最多的民族，仅在云南就有数十个支系。经调查识别，将自称为“蒙化”、“土家”、“水彝”、“阿车”等20多个族体，都确定为彝族支系。云南文山地夏有“侬人”、“天保”、“黑衣”等族称，经识别并征求本民族意见，将其归并入壮族。这样，云南260多个不同族称，经识别归并为22个民族。此外，中央还先后派出了其他的民族识别调查组。1955年，中央派出贵州民族识别调查组，对80多个自报民族名称进行识别。1956年，中央派出土家识别调查组。
经过这一阶段的调查识别，从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前自报的183个不同称谓的民族名称中，新确定了16个少数民族，即土家、畲、达斡尔、仫佬、布朗、仡佬、阿昌、普米、怒、崩龙（现改为德昂）、京、独龙、赫哲、门巴、毛难（现改为毛南）、珞巴等民族。另将74个不同民族名称归并到54个少数民族中。还有几十个在识别中自动撤销原登记的民族名称。至此，对已填报的族体的识别大体上得以基本解决，有待继续识别的已为数不多。
1964年到80年代末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民族识别工作的重点是在一些地区对一批人的民族成分进行恢复、更改，对一些自称为少数民族的人们共同体进行辨别、归并。1979年，国家民委向四川、西藏、云南、贵州、广东等省、自治区发出《关于抓紧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的通知》，指出目前尚待识别的少数民族为数不多，要求有关省、自治区的民族事务部门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尽快解决民族识别工作中的遗留问题。
在这一阶段，除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外，主要是对贵州和湖南等地的一些自称为少数民族的人们共同体进行识别、归并。贵州省自1982年起全面开展了民族识别调查，对需要识别的23个自称为少数民族的族体，经民族识别调查，首先认定为汉族的有2个，分别归并于9个少数民族的有13个，其余8个经过多次的反复调查研究，有的归并于白族，有的归并于毛南族，有的则待于进一步识别。其中，对60多万“穿青人”的识别，仍然维持原来族属识别的意见，认定为汉族。在湖南西南部，一部分人自称为“哇乡人”、“本地人”、“梧州瑶人”，由于长期与少数民族居住在一起，其中的一些特征发生了变化，要求承认为少数民族。经识别调查，确认他们不是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的一部分。在此期间，广西识别了涉及20个县市、50多个乡镇的壮、瑶、苗、彝等10个少数民族，共10万人。1985年对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图瓦人”进行识别，认定为蒙古族的一部分。对云南的“苦聪人”、“摩梭人”重新提出作为单一民族问题，经重新识别调查，仍维持原来的意见，“苦聪人”划入拉祜族，“摩梭人”仍归入纳西族。
在这一阶段，民族识别的大量工作是关于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要求恢复、更改民族成分的人数达500万之多。其中主要是，居住在辽宁省和河北省承德地区的满族，湖南、湖北、贵州、四川边界地区的土家族，湖南、贵州两省的苗族和侗族，以及贵州、云南两省的其他少数民族。为了做好民族成分的填报工作，保障少数民族享有民族平等权利，尊重少数民族成员正确表达本人民族成分的自由，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委于1981年11月联合发出《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提出：“凡属少数民族，无论其在何时出于何种原因未能正确表达本人的民族成分，而申请恢复其何种成分的，都应予以恢匡复。”据此，从1982年开始，全国陆续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的有260多万人。如湖南省，从1982年至1985年，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的就有72.4万人。
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分工作已基本完成。1986年6月，国家民委在全面总结我国民族识别工作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更改民族成分的情况报告》。1989年11月，国家民委、公安部发出了《关于暂停更改民族成分工作的通知》。1990年5月，国家民委、国务院第四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又发出了《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分的规定》。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我国已正式确认了56个民族，其中除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为912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04％。至此，就全国来说，大量繁重的民族识别任务已基本完成，更改民族成分的问题也已基本解决。当然，民族识别工作还有少量的遗留问题。这些遗留问题虽然涉及的人数不多，但情况比较复杂，应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慎重稳妥地做好相关工作。
四、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大调查
我国的民族识别是在大量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在五六十年代，除多次进行民族识别调查外，还开展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和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
在社会改革前，我国各少数民族分别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每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原生态特征十分鲜明。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逐步展开，各少数民族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为抢救这些即将消失的活的社会历史资料，毛泽东同志指示，迅速地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开展大调查。1956年，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对这项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领导、国家民委协助下，先后从中央和有关省、自治区抽调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专业人员和部分民族工作者共200多人，组成内蒙古、西藏、新疆等8个调查组，对蒙古、藏、维吾尔等20多个少数民族进行普遍调查。1958年以后，这项工作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负责。为加快调查速度，扩大调查范围，新设了甘肃、青海、宁夏等8个调查组，同年8月，抽调有关单位的研究人员和干部，分赴16个省、区进行调查。调查组的人员最多时达千人以上。未派调查组的省、自治区，则委托电民族工作部门负责组织调查并提供所需资料。至1964年，历时八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基本结束。在此期间，为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还从1956年开始，利用两年多的时间，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民委组织700多人，组成7个调查队，分赴16个省、区开展少数民族语言的普查工作，获得了40多个民族语言的相关资料。
经过这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大调查，基本上摸清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包括民族来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结构、语言文字、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写出调查资料340多种，计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计1500多万字；拍摄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生活的科学纪录影片16部103本，同时还拍摄了大量图片资料，搜集了大量历史文物。在这次大调查的基础上，当时还组织编写出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和《简史简志合编》初稿57本。1978年，为使五六十年代民族大调查的资料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国家民委在报请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后，决定编写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这项工作先后有中央和地方的民族研究人员和民族工作者3000多人参加，历时10年，到1987年基本完成，共编写出版图书398本，9000多万字。这些成果，为民族识别、民族研究以及其他各项民族工作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2005年，国家民委启动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修订再版工作，预计2008年全部完成。
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梳理了错综复杂的民族源流和现状，科学地鉴别了我国现实的民族成分，基本上认定了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平等、进行民族工作的确凿对象，从而为党和国家制定和贯彻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坚实基础。我国的民族识别，不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为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学科发展积累了宝贵财富，在我国民族工作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第五讲 坚定不移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国家结构形式问题，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和各民族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对采用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进行了不懈探索。新中国成立前夕，根据我国国情和民族问题的实际，我们党决定在单一制国家结构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此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又进一步从理论、政策、制度、法律上，不断健全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
一、确立民族区域自治为基本国策
对用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来解决民族问题，我们党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反复比较的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由于对我国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对我国各民族的情况缺乏了解，我们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思路，较多地受到共产国际特别是苏俄模式的影响。1922年7月，党的二大宣言照搬当时共产国际的民族纲领，提出“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此后一直到七大，我们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主张包括民族自决、联邦制、民族自治，但基本主张是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建立多民族的“联邦共和国”。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署名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提出：“满蒙回藏，章程自定”（《毛泽东文集》，第一卷，53页，人民出版社，1993。）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我们党“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地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6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这是把自治与联邦并提。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较全面地阐述了我们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主张。他指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民族问题文献汇编》，59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这为我们党在后来确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打下了思想基础。与此同时，我们党对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实践上也作了初步的探索。长征途中，曾帮助少数民族建立了甘孜博巴政府、豫海回民自治政府等。抗日战争时期，党建立了若干有少数民族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民族自治政权，实行一定区域内的民族自治。我们党关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思路，在实践和斗争中逐步明晰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内蒙古的形势十分复杂，有王公贵族搞的“高度自治”，有国民党操纵的“地方自治”，有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独立自治”。在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过程中，特别是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痛失外蒙古之后，我们党意识到，用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存在着被大国操纵和利用，可能会导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因此，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关于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政策主张发生了重大转变。1945年10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工作的意见》，提出在内蒙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自治政府。1 946年2月，党中央明确指示：内蒙古的工作，根据和平建国纲领中关于民族平等自治的要求，不应提独立自决口号。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放弃民族独立自决的口号，表明我们党自觉地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方式。在党的领导下，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这对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最终确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采用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问题，委托李维汉同志广泛征求意见，最后决定，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给二野前委的指示中，讲得十分透彻：“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期间，周恩来同志明确表示：“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140页，人民出版社，1984。）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在规定按照中国国情建立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同时，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区域自治机关”。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正如周恩来同志所指出：“我们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周恩来选集》，下卷，258页，人民出版社，1984。）解决民族问题，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确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我们党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
《共同纲领》颁布后，我们党就把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新中国民族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
1950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纲领宣布了，少数民族很高兴，在高兴的同时，就要问什么时候实行，如何实行。……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比如在内蒙古，这方面是有经验的，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面，也有些经验。而在广大的新区，还没有经验，对许多干部来说还是个新问题。但是现在必须开步走，因为少数民族的要求是迫切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65页，人民出版社，1994。）在他的努力下，1950年11月，西康藏族自治区成立，这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相当于省辖市一级的民族自治地方。此后，西北、西南、中南也开始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一些自治地方。但是，由于《共同纲领》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只有原则规定，没有具体的法规可以遵循，所以，相当一部分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对此还存在部分疑虑和误解。有的人认为：“既然已经有少数民族干部参加了政权，就是实质上自治了，不需要再挂自治的牌子”。有的人甚至提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是等于分裂，各搞各的吗?”因此，民族区域自治在推行中存在较多困难，进展不是很大。针对这一情况，1951年12月，李维汉同志在中央民委第二次委员（扩大）会议上，作了《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对新中国的民族政策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帮助人们澄清了思想认识上的各种各样的怀疑或误解。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发《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普遍推行起到了重要作用。1953年6月，中央民委召开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本总结（草案）》，进一步明确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原则。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宪法用了1节6条的篇幅，专门对自治机关的组成、权利、义务和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作了明确规定。宪法的规定，使民族区域自治更加规范化，加快了民族自治地方建立的步伐。在纲要和宪法颁布后的几年中，民族区域自治得到了很大发展。
1955年9月30日，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新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遵循了自下而上的原则，即从维吾尔族首先帮助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相应的自治地方开始，然后才着手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4年，先后帮助哈萨克族建立了1个自治州和2个自治县，帮助蒙古族建立了2个自治州和1个自治县。在酝酿过程中，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对建立自治区的认识是一致的，有争议的是自治区的名称问题。当时主要提出了三个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自治区、维吾尔斯坦。经过协商和讨论，最后，大家普遍接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一名称。
1958年3月5日，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中共中央倡议的。当时提出的成立方案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把广西分为两个部分，在壮族居住的西部地区，建立壮族自治区，在东部的汉族地区仍保留广西省建制；另一个是把广西省改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1957年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委员会召开了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的座谈会。周恩来同志在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时，深刻阐述了关于汉族与壮族合与分的问题。他说：“不论从全国来看还是从一个省来看，都需要合。……合则双利，分则两害。”（《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340页，人民出版社，1984。）而且，他还提出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具体措施，包括发动群众讨论、做好筹备和宣传工作等。他说：“如果这些工作都做好了，建立自治区问题，就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346页，人民出版社，1984。）经过讨论和协商，在壮族必须建立省一级的自治区的问题上，在合的方案比分的方案为好的问题上，绝大多数人取得了一致意见。
1958年10月25日，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这也是中共中央倡议的，得到了全国广大回族干部群众以及甘肃省各界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在当时的两个方案中，经过充分酝酿、协商，采取了以甘肃北部回族人口比较集中区域为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域的方案。在这一区域内，回族人口占1／3，汉族人口占2／3；同时，这里既有农田、草山和草场，便于发展农牧业，也具备兴办工业企业和交通的条件。1957年6月，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从而使“到处都有，到处都是少数”的回族有了一个满意的“家”。
1965年9月9日，成立西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了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同时又规定了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协议》签订后，党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逐步密切和西藏地方的关系，加强了藏汉民族之间和藏族内部的团结。在条件基本成熟后，1955年3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次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从而完成了在西藏实行区域自治的一个重大步骤。1959年3月，随着西藏叛乱的平息，国务院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经过民主改革和认真筹备，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调整、完善了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为了把历史上被分割的蒙古族聚居地区统一起来，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将原辽北省的哲里木盟和原热河省的昭乌达盟，1952年将原察哈尔省的多伦县、宝昌县、化德县，1954年将绥远省，1956年将原热河省的赤峰等6个县和甘肃省的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额吉纳自治县，分别划入了内蒙古自治区。这些地区的划入，结束了长期以来内蒙古地区蒙古族被分割的局面，彻底实现了我们党所主张的统一的内蒙古地区蒙古族区域自治的方针。
50年代末以后，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受到“左”的错误路线干扰。“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民族自治地方有的被撤销，有的被并人相邻地区。比如：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被分别并入相邻地区；而内蒙古自治区的东三盟（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和西三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也以所谓的备战为由，被分别划入相邻省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不仅恢复了原来被取消或被合并的民族自治地方，而且新建了一批民族自治地方。从1979年到1988年十年期间，共新建了53个民族自治地方。1990年2月，李鹏同志在全国民委主任会议上指出，我国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任务已基本完成，现在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主要是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4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2003年10月25日，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成立，成为迄今我国最年轻的民族自治地方。至此，全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在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民族自治地方总人口的47％，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5％，民族自治地方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
在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同时，国家还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了民族乡，使居住在本民族自治地方以外或未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也能享有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主权。我国11个因人口较少且居住区域较小而没有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中，有9个建有民族乡。目前，我国共建立了1173个民族乡。民族乡成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补充形式。
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是当地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对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逢十周年庆祝活动，中央或中央有关部门均派出代表团、祝贺团或代表前往祝贺。1987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节俭安排民族自治地方庆祝活动的通知》，进一步规范了民族自治地方逢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有关事项。1998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明确要求国家民委加强对民族自治地方逢十周年庆祝活动的组织指导。2005年，中央派出了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团长的中央代表团，隆重热烈地庆祝了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周年。开展民族自治地方逢十周年庆祝活动，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各族干部群众的深切关怀，在国内外产生了热烈反响。
三、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化建设
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化、规范化，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健全和完善的重要标志。推进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化建设，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坚定决心。
1954年宪法颁布后，我国便开始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工作，到1957年已几易其稿，随后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而被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重申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中断20多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工作重新提到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1981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新疆视察工作时指出：“我国和苏联不同，我们不能搞共和国，我们是自治区。法律上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新疆各族人民永远怀念邓小平》，《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1981年，根据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指示，成立了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小组。1982年颁布新宪法，不仅恢复了1954年宪法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原则，而且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地位、自治权等作了明确规定，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提供了依据。为加强对起草工作的领导，1983年，成立了由乌兰夫同志负责的起草工作领导小组。经过历时四年的努力，1984年5月31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并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共7章67条，以基本法的形式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固定下来，使宪法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得到了具体体现。与1952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相比，《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处理民族自治地方和国家的关系，以及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方面，规定得更为明确。这是我国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大成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后，一些民族自治地方和多民族省制订了自治条例或规定。1987年4月，中宣部、司法部专门下发了在普及法律常识教育中组织学习《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通知。198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明确指出：“切实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法制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各民族自治地方，应当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订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国家民委文件选编》（上），10页，中国民航出版社，1996。）1991年12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了11条具体措施。同时，为依法保障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的权益，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民委于1993年9月发布施行《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和《城市民族工作条例》。
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要求，9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工作。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二十次会议通过了新修改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共7章74条，不仅增加了7条新的内容，而且在一些方面有了新的突破。比如，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规定了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是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扩大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主权，要求有关上级国家机关和地方要制定配套的法规和规章，等等。这次修改，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大举措，标志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新修改的自治法公布施行后，制定贯彻实施的行政法规和具体办法，便成为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2003年3月，胡锦涛同志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指出，“要抓紧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细则，把法律的一些原则规定具体化，确保这一法律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同年12月，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批示，要尽快制定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行政法规。2005年5月19日，国务院颁布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自同年5月31日起开始施行。规定共35条，主要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各类人才、维护民族团结、明确法律责任和建立监督机制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特别是，明确规定了上级人民政府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职责和义务，规定了上级人民政府帮助和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加快发展具体的政策措施。这个规定，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法规，是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重大成果。
截至2004年底，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133个，单行条例418个。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本地的实际，对婚姻法、继承法、选举法、土地法、草原法等法律的变通和补充规定有68件。至此，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以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包括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方各级人大、政府制定的民族方面的法规、行政规定等在内的民族法制体系。
200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抓紧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具体措施和办法，制定或修订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逐步建立比较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决定》进一步要求：在党委领导下，各级人大要经常检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执行情况，各级民族工作部门要加强对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行政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在制度、法律、政策的有机结合和统一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来抓，民族区域自治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不断巩固和加强。
1979年4月，全国边防工作会议重申了党的民族政策，强调一定要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权利。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区域自治遭到破坏、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提出“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39页，人民出版社，1994。）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过去“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记取。”因此，特别强调：“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1982年宪法坚持和肯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作了一系列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使之更臻完善。1984年5月颁布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以基本法的形式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固定了下来。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中国是团结的，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是好的，毛主席是英明的，没有搞什么民族自治共和国。有的国家搞民族自治共和国，矛盾很深，不好解决。”1987年10月，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57页，人民出版社，1994。）这些论述，对于正确认识和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党在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认识和把握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90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新疆考察工作时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以法律形式把这种制度确定下来的一项基本法律。……我们要继续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推动民族区域自治的贯彻落实，1992年1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把“坚持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90年代民族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道，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政治制度。1999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治生命力，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并不断加以完善。”2001年2月，新修改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纳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总体要求和进程中，强调指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经验。
2003年3月，胡锦涛同志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讨论时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带头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一法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坚定不移地把这一法律实施好。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2005年2月，我国政府发表了《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全面介绍了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状况。这是我国第一次发表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对于在世界上展现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实践具有积极作用。2005年5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他还强调：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这充分显示了我们党和国家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不可动摇的决心。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体现了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结合，体现了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结合，体现了制度因素与法律因素的结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民族的自主、平等结合起来，有利于把党和国家总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实际、特殊情况结合起来，有利于把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与民族的繁荣、发展、进步结合起来，有利于把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的感情与热爱自己民族的感情结合起来。一句话，使得各民族在统一的国家内，既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又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各展所长。实践充分证明，民族区域自治适合中国国情，得到各民族衷心拥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做法，受到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关注，被称为处理民族问题的“中国经验”。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长远之策，而不是权宜之计；是要真正实行的，而不是说着听、摆着看的。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注意总结和借鉴世界各国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注意把握和适应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与时俱进，使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第六讲 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民族关系始终是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措施，促进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提供了重要保证。
一、派下去，请上来，疏通民族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比较薄弱，少数民族对党的民族政策缺乏了解，特别是在一些地区，历史原因造成的民族隔阂还比较深。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毛泽东文集》，第五卷，288页，人民出版社，1997。）因此，“少数民族免不了带着怀疑的眼光看汉族。”（《周恩来选集》，下卷，249页，人民出版社，1984。）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着力疏通民族关系，加强同少数民族人民的联系。一项重大措施就是“派下去，请上来”。
“派下去”，是指派出访问团深入民族地区进行慰问，直接向少数民族群众传达党和政府的关怀，表达汉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宣传民族政策。1950年6月，中央西南访问团前往四川、西康、云南、贵州4省的民族地区访问。之后，又相继派出了西北、中南、中央3个访问团。此外，西南、西北、中南各大区以及少数民族较多的省、行署以至专区，都分别派出了访问团。从1950年7月到次年底，仅中央派出的4个访问团，累计行程就达到了8万多公里。以中央西北访问团为例，在历时3个多月的访问中，个别访问过300多人，举行过66次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各民族各界代表共4080人；召开过45次群众大会，参加人数28万余人；上演京剧27次，观众15万余人；放映电影105次，观众达25万余人。按当时西北5省人口计算，平均每80个人中就有1人和访问团有过接触。中央中南访问团到广西三江慰问，临别之时，当地侗族群众依依不舍。他们深情地唱道：“访问团来了我们高兴，舍不得你们走是实情。唱着山歌把访问团送，把侗家的情意带北京。”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既是少数民族人民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的流露，也是访问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换来的成果。
“请上来”，是指组织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民族、宗教的上层人士到北京和内地参观，以增进少数民族对祖国的了解，密切边疆民族地区同中央的联系。1950年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邀请159位各民族代表和222位文工团员参加国庆大典。此后，各地少数民族到内地参观的人数逐年增加。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在对云南省委所报边疆民族工作方针与步骤的意见上明确批示：“有计划地分批组织参观团到内地参观，是在少数民族中丰植爱国主义的最有效办法之一。”据1951年到1954年的统计，仅由中央有关部门接待的到内地参观的少数民族代表就达6500人。中央对“请上来”的少数民族给予了特别的礼遇和关怀。1949—1964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的少数民族代表团、参观团、观礼团就达268个之多。
“派下去”、“请上来”，这一来一往，在民族地区产生了广泛、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对党的衷心拥戴，丰植了边疆少数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感，增进了各民族间的了解和友谊，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此举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博大胸怀。很多少数民族干部群众至今仍然津津乐道。
二、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民族地区的生产水平一般都比较低下，加上一些封建剥削和特权的存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尤其是广大山区和沙漠盐碱地区的少数民族，几乎每年都有几个月的断粮，形成历史性的饥饿现象。为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克服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打开新解放的民族地区的工作局面，党和政府为少数民族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实事。
一是发放救济粮和救济款。从1950年到1952年的两年时间里，在广西，人民政府就拨给少数民族救济粮750万公斤。1952年，中央、中南和广西省人民政府拨出各种生产救灾专款共823万元，让少数民族群众购买耕牛、农具和种子。在海南岛，仅1950年人民政府就拨出救济粮、优抚粮280多万公斤，救济款15万多元。
二是无偿发放生产工具。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中南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仍是“刀耕火种”，生产工具主要靠竹器、木器，铁器很缺，收获极低，往往是“种一坡，收一钵”。为解决少数民族缺乏农具的困难，西南军政委员会于1952年底召开少数民族经济工作会议，拨款400余万元用于无偿发放农具。少数民族群众激动地说：党和政府“为我们过好日子，什么事都想到了”，“看到了农具就想起了毛主席”，“人民政府给我们发了农具，就等于给我们饭吃。”（《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7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中共中央对这一做法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在生产极端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区解决、改善农具和耕作方法，是使这些地区摆脱落后的生产状况，改善群众生活的重大措施。”号召各有关省都要重视和推广这一经验，“并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多想一些办法去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以便逐步改善各族群众的经济生活。”
三是派出巡回医疗队实行免费医疗。旧中国的民族地区，鼠疫、天花等各种传染病十分猖獗。据解放初期调查，云南西双版纳疟疾发病率高达50％，有的地区甚至高达90％以上。由于疾病流行，加上缺医少药，造成少数民族。人口大量下降。内蒙古伊克昭盟的蒙古族人口，在清朝乾隆年间有40万人，到解放时已不足8万人。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平均寿命只有20～30岁，流传着“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赶街”的感叹。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改善少数民族的卫生状况。从1950年到1952年，中央拨出1000万元的专款，用于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建设，并先后派出8个防疫大队和医疗大队，分赴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各有关省和地区也分别派出卫生工作队、巡回医疗队、疟疾防治队，到民族地区送医送药，免费看病治病。
四是开展民族贸易工作。针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经常受到外来商人盘剥的现象，党和政府组织了“牛背商店”、“驼背商店”、“大棚车商店”，深入少数民族的山乡村寨、草原帐篷，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收购农牧土特产品，销售生产工具和生活日用品。由于价格合理，少数民族广大农牧民在购销活动中所得利益，比旧中国提高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少数民族亲切地称民族贸易工作者是“毛主席派来的人”。民族贸易工作起到了民族工作开路先锋的作用。
三、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歧视的一切有形痕迹
1949年颁布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根据这一规定，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强调指出：为加强民族团结，禁止民族间的歧视与侮辱，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加于少数民族的称谓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地名、碑碣、匾联等，如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意思者，应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1956年2月，国务院又专门发出通知，明确要求“在各种文件、著作和报纸、刊物中，除了引用历史文献不便改动外，一律不要用‘满清’这个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法规选编》，309页，中国民航出版社，1997。）
根据这些指示，凡带有歧视或侮辱性质的少数民族的族称和地名，一经发现，都陆续作了更改，或恢复原来的民族名称。例如，将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归绥”改称“呼和浩特”，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迪化”改为“乌鲁木齐”，将“归化族”、“西番”分别以“俄罗斯”、“普米”的族称替代。一位瑶族干部形象地说：旧中国，我们瑶族被称作“猺”，是“动物”；解放了，我们被称作“傜”，变成了“人”；民族识别后，我们被称作“瑶”，变成了“玉”。从“动物”到“人”再到“宝”，真正体现了新旧社会少数民族地位的不同啊！
四、解决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改善民族关系
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国民党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在旧中国各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部造成了许多矛盾和纠纷。以流散的哈萨克族为例。由于不堪忍受新疆军阀的压迫和屠杀，一部分哈萨克人从1934年开始，陆续逃亡甘肃、青海，继而又遭到青海军阀的多次围剿，使得他们没有栖身之地，不得不拖儿带女，长期过着流浪生活，处于几乎濒于灭绝的境地。据统计，他们离开新疆时约有4万人，到1949年只剩下2400人。流散的哈萨克人的生活极端贫苦，且因维持生计，与当地的蒙古族、藏族关系较为紧张。1952年，在中央的领导下，全面开展对流散的哈萨克人的争取团结和安置工作，给他们划定居住和放牧地区，并拨款帮助他们购置牛、羊、帐篷等，从穿衣到吃饭，采取头两年包下来的政策。1954年，又帮助他们建立自治地方（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大力发展生产和教育文化事业，从而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改善和密切了与蒙古族、藏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帮助鄂伦春族实现定居，帮助苦聪人出林落户，扶助一些地区的苗族、瑶族下山分田定居，并妥善解决了民族地区一些历史遗留的边界、草场纠纷。各级政府还大力调解各民族内部的纠纷，如领导大瑶山瑶族各支系签署并实施《团结公约》，大力开展了争取、团结、教育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达赖与班禅的关系得到了缓和，藏族内部的团结得到了加强。这些措施，有效地改善了民族关系，促进了民族团结，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开展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大检查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地区尤其是一些民族杂居地区，在执行民族政策过程中出现偏差，个别地区甚至存在严重侮辱、歧视少数民族的做法，以致激起当地少数民族的极大不满。针对这种情况，1952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批示，要求各地认真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同年12月，又发出《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较少地区必须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指示》，强调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不仅在民族聚居区和少数民族很多的地区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即使在少数民族较少甚至很少的地区也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1953年3月，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在民族问题上党内和人民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批判大汉族主义，具体地解决少数民族中仍然受歧视受痛苦的问题的指示》，深刻指出：“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况，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即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毛泽东文集》，第六卷，269页，人民出版社，1999。）
根据中央的指示，1952年和1956年，在全国范围进行了两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两次大检查及时纠正了民族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保证了党的民族政策能够落到实处，在各族干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之一，强调“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34页，人民出版社，1999。）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再次强调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27页，人民出版社，1999。）同年7月，全国人大民委和国家民委共同在青岛召开民族工作座谈会，主要是针对民族政策大检查中发现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并对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就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几个原则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特别指出：“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周恩来选集》，下卷，247页，人民出版社，1984。）强调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新的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周恩来选集》，下卷，248页，人民出版社，1984。）
六、明确社会主义时期我国民族关系的性质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
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各民族内部旧的社会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我国的民族关系开始基本上结成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关系，它的基本特点是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1957年以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民族关系在发展中出现了严重曲折。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错误理论指导下，把党在民族工作中的正确理论和政策当作“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加以否定，把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加以打击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在我国各民族之间，主要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又造成了相当深的民族隔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进行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系统地纠正这些错误。1979年2月，中央为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系统摘掉了“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1980年4月，中央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在我国务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这种宣传只能在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误解。”（《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在中央的重视和关心下，民族地区的大量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正确处理，被严重损伤的民族关系得到了医治和改善。许多民族、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平反后生活上得到了照顾，政治上得到了安排。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深感我们党又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高兴地说：“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又回来了！”（《云南省“沙甸反革命事件”得到乎反，激发了回族群众的积极性，改善了民族关系，促进了安定团结》，《人民日报》，1979年9月11日。）
七、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表彰活动
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人们的民族政策观念淡薄的情况，1980年春节前后，在全国范围集中进行了民族政策再教育，并结合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解决了民族关系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全党全社会提高了对民族政策的认识和维护民族团结的自觉性，许多地方把民族政策教育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经常性工作坚持下来。与此同时，民族团结月活动在各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这项活动最早是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1952年，该州将每年9月定为“民族团结宣传月”，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肯定和表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地非常重视开展民族团结月活动，如新疆将每年5月、内蒙古将每年9月、贵州黔东南州将每年7月定为“民族团结月”。在活动中，有的地方和单位提出“为民族团结做一件好事，交一个不同民族的朋友”的号召。群众性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逐步在全国广泛地开展起来，并且涌现出大批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
1982年，国家民委倡议开展民族团结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表彰活动。到1988年，全国已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召开了民族团结表彰大会。在此基础上，1988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表彰了56个民族成分的1166个先进集体和个人。之后，国务院又先后于1994年、1999年和2005年召开了第二、三、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各地也随之不断掀起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的热潮。
八、提出各民族重要思想“谁也离不开谁”的
1981年7月，中央转发《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指出：“在处理汉族同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一定要非常慎重。新疆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也搞不好。”（《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1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1990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新疆视察工作时指出：“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各个民族的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各民族之间要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携手奋斗。1999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明确要求，坚持在全社会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教育，使“三个离不开”的思想观念深深扎根于各族干部群众心中。此后，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民族凝聚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要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共同理想和强大的精神支柱。
这些重要思想，高度概括和深刻阐明了我国各民族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血肉关系，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九、妥善处理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民族关系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影响民族团结的事件时有发生，有的甚至还酿成了严重后果，必须认真对待，妥善处理。
198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指出：“对于民族关系方面发生的问题，应当采取说服教育、民主协商、积极疏导的方法加以解决。……总结历史的经验，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必须慎重从事，从有利民族团结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轻率地扣这个帽子或那个帽子。”200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民委等七部委《关于正确处理新形势下影响民族团结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发生的问题时，要始终高举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旗帜。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教育疏导为主、打击为辅的方针；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处理问题；建立预警机制，定期排查存在的隐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和事发当地；强化新闻宣传纪律，加强正面引导，防止负面影响，对涉及民族宗教方面敏感的宣传报道，要先送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审批。这是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文件，对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做好杂散居地区民族工作，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意义。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明确规定了省、市、县、乡各级政府负有巩固和发展民族关系的重要职责。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民委党组《关于做好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做好这项工作的具体要求。198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明确要求，结合杂散居地区的特点，着重做好城市少数民族工作、民族乡工作和未实行区域自治的11个少数民族的工作。1993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民委发布《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和《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这是杂散居地区民族工作的两个重要法规。
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党的十六大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强调坚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最充分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2003年3月，胡锦涛同志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指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离乱，是各族人民之祸。强调要积极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坚持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妥善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提倡各民族相互亲近、相互交流、相互帮助，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兄弟情谊。
2004年10月，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六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是我国的民族关系。胡锦涛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不仅要教育群众，更要教育干部；不仅要教育少数民族干部，更要教育汉族干部；不仅要教育一般干部，更要教育领导干部。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良好氛围。
200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巩固和发展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强调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能够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不断胜利前进的重要保证。胡锦涛同志还深刻阐明了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内涵，强调：发展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光荣职责。
200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国务院颁发《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对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5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走过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新纪元。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我国民族关系的根本基础。改革开放的推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将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实践证明，我国民族关系经受住了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种种考验，无论在当今世界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新中国的民族关系都是最好的。
第七讲 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我们党民族工作的根本宗旨和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早在1952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就指出：“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谈话的要点》，《人民日报》，1952年11月22日。）党的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必须用更大的努力来帮助各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进步，使各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地发挥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满腔热情、诚心诚意地支持、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一、开展民族贸易
这是体现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一项富有特色的重要工作。1951年8月，第一次全国民族贸易会议召开。政务院副总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到会发表讲话，强调民族贸易工作“在现阶段是民族工作重要的一环”，既是经济工作，也是政治工作。并告诫民族贸易工作者不要把民族贸易工作看成是单纯的买卖，“你们的工作是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你们是民族政策的具体贯彻和执行者。你们必须在经济工作上担负着团结兄弟民族，巩固国防的政治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民族贸易在打开民族地区工作局面中起了“先行官”的作用，被称作民族工作的“敲门砖”。当时，许多新解放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政权尚未建立，民族贸易是随军开展起来的。针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经常受到外来商人盘剥的
